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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发展的旗帜，
推动发展理论的创新
乌克兰危机，极大地改变了地缘政治的国际格局，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所面对的外部政治环境。在乌克兰危机面前，美国的策略，就是高举“民主VS威权”的政治正确旗号，裹挟西方国家，结成北约为核心的联盟，向俄罗斯、进而向中国施压。
中国当前的国际政治斗争，不仅需要形成新的国际统一战线，而且需要新的占据道义制高点的旗帜，这面旗帜，就是发展。以发展为目标，以发展为号召，对于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今年6月24日，在金砖五国首脑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主持了“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对话会吸引了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首脑，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告诉世界，在乌克兰危机成为美国和北约进行战争动员的由头，并进而通过制裁导致全球粮食、石油紧张之际，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却聚精会神谋发展，以发展为主题，以发展为追求，从而形成了与美国、北约集团完全不同的政治风景。发展的旗帜是具备道义力量的旗帜，发展的推动则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指引。自“二战”结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争取民族国家独立之后，始终面临着艰巨的发展任务。战后70年的发展历程及占主流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基本都失败了，其中的经验教训必须加以认真地反省总结。回顾历史，战后国际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70年代，在美苏冷战对峙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分别选择了美国推动的现代化增长模式及苏联推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两种模式最后都不成功，美国模式在复制西方发展经验的时候忽视了第三世界的国情与文化，强制的现代化输入引发大量水土不服；而苏式社会主义则超越发展阶段，强行移植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至80年代，伴随苏联的解体，这一模式也归于失败。第二阶段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全球，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各西方国家发展援助机构的引导下，发展中国家或主动或被迫地放弃国家与政府的主导作用，推动完全的私有化与市场化，期待以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塑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局。20多年的实践结果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更加失败，并由此引发了非洲等地区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后果。第三阶段是21世纪之后，由于东亚经济的成功，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导致国际发展领域遭受极大冲击，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虽然尚未定型，但其国际影响力却日渐上升。对战后70年影响最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后果，由于其至今仍然在联合国机构中占据主导并对中国的理论界及发展界浸润甚深，因此有必要认真反省检讨。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主张解除任何对市场经济的束缚和限制，政府只作为守夜人，放任市场力量通过竞争达成自动的均衡，公有制则必然是低效率的代名词，只有彻底的私有化，才能效率最大化；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强烈主张移植三权分立的西式民主制度，认为没有政治的民主，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政治转型是经济转型的前提；在社会发展上，则大力推动公民社会，在部落和宗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里，不顾实际地倡导与国家和市场相对立的民间社会，其结果是社会陷入分裂；在文化上，新自由主义推崇个人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推崇权利意识，包括政治权利、妇女权利等，认为只有推动各种权利意识的觉醒，才能达成经济的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紊乱，其各种学说不断破产，其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也大幅衰减。而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恶果累累，近至斯里兰卡的破产、远至非洲卢旺达的战乱，深究原因，莫不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指导存在极大关联。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根本弊端，在于其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政治文化，通过竞争性选举民主制度，以及放任的经济与金融自由，拆散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架构，使其丧失了发展所需要的国家能力，丧失了基本的社会稳定，并进而导致经济失败和政治混乱。当前，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找新的道路的关键时刻，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些笼罩在世界人民头上的问题和疑云，亟需理论上的回答。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位列世界第二，且增势持续不减，中国崛起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的重大事件。中国道路，为那些想要发展、又想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的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因此，总结中国道路、创新中国发展理论，是乌克兰危机大变局下，中国应对美国挑战、建构新型国际秩序的极其重要的工作。中国道路细说起来十分复杂，但从发展的基本要义上看则主要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没有政治的发展，则不可能有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首先，发展必须有强大的组织资源，有有效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力量。西式的政党轮替对广大第三世界而言恰恰是瓦解这些国家社会组织力量的制度形式。在中国，社会的核心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领导国家及社会各方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力量，这是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其次，发展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有效率的发展，可能导致贫富分化，而单纯考虑公平，则可能导致大锅饭。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既能保证社会经济充满活力、又能兼顾公平的体制机制，这一体制机制，不断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级之间进行动态协调，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达成平衡。第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在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上，坚持发展的第一性。只有发展，才可能不断做大蛋糕，才可能为分配蛋糕提供基础。第四，发展、改革与稳定的辩证法。改革是触动利益的政治行动，改的不好就可能动乱，而稳定的丧失则无法继续改革与发展。与此同时，发展带来新的增量空间，为改革提供新的资源，也为稳定提供新的基础。因此，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政治领导艺术。第五，在市场与政府作用间保持平衡，既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推动经济效率最大化，又发挥政府作用，在发展的战略引领、规则秩序维护等方面形成强有力的政府安排。 围绕新发展道路与新发展理论，中国模式正不断提供创新性实践和经验，“一带一路”的拓展也在不断提供新的素材和新的案例。为此，中国的理论学术界，中国的大学及研究机构，需要跟上快速变化的形势，在学科建设、知识体系上不断更新，将中国的发展实践上升到发展理论的层面，并使之能够不断地适应现实、解释现实、指导现实。
▍编辑手记
高举发展的旗帜，推动发展理论的创新
《文化纵横》编辑部
▍域外
透过安倍遇刺，看到水面下真实的日本
孙歌
▍封面选题 非洲：从觉醒走向发展
如今，距离“二战”后兴起的非洲独立运动已逾半个世纪，这片已经觉醒的大陆在发展上仍面临着艰巨挑战。如何激活非洲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将是21世纪的非洲与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而中国之所以要特别关注非洲的发展，既与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关，也与中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及和平崛起有关。
想象的兄弟，还是现实的伙伴？——中非关系的历史叙事
李小云、张传红
激活非洲工业化：“一带一路”能带来什么
唐晓阳
瞄准中国：大国竞争时代的美国对非战略
张宏明
被忽视的自强大陆——多重危机中的非洲能动性
刘海方
▍重新认识西方
刘晗
以推翻罗伊案为核心标志，美国已不仅处于严重的政治分裂之中，甚至不仅进入了意识形态内战的白热化状态，而且极可能进入一次新内战的前夕，尽管此次内战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人们印象中的传统内战。
败也“全民党”，成也“全民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经验马嘉鸿
▍社会结构变迁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政治“病理学”研究
房宁
我们将当下中国主要社会群体划分为三老三新六大社会群体。“三老”为党政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在乡农民；“三新”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兴社会群体——民营企业主、城市白领和农民工。职业与经济地位、体制身份、社会保障程度是区分“新”与“老”社会群体的主要标识。
夏柱智
从勃发到徘徊：中国民营企业主四十年
郭静、陈宇慧
陷入焦虑，走向分化：当代中国城市白领
廉思、袁晶
▍观察·社会
职业教育的政治经济学故事
周忆粟
职业教育是一种“技能形成的制度”，与产业关系、劳动力市场甚至广义上的社会政策联系在一起，直接影响着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就业性别平等、收入分配等指标。
去工业化条件下的职业教育——中西部中职的办学逻辑与未来出路
尹秋玲
薄弱的工业基础和去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导致中西部地区中职的产教融合基础弱，加上教育资源禀赋差，中西部中职的技术技能教育功能无法充分实现，难以满足“一技之长”的家庭教育需求，也培养不出符合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的产业工人，适应不了当下工业4.0时代对蓝领工人的技术要求。
▍政策
数据坐稳第五大生产要素了吗？——警惕数字经济的“波兰尼时刻”
徐偲骕
在数据的问题上，我们既看到国家的深度干预，确保数字经济的市场秩序总体稳定、公正；也看到国家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数据市场体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其功能远远超出“守夜人”，也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而是一双“看得见的大手”。
超越审查与监管——互联网产业发展中的国家角色
黄冬娅、梁渊栎
▍在民间
乡贤回乡与资本下乡：双重逻辑下的乡村遗产实践
李耕
本文为《文化纵横》2022年8月号（第4期）新刊手记，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